三、顶层设计：《反腐败法》的作用路径 宪法是正宗的基本法，是一切法律的母法，《反腐败法》是宪法之下的一部普通法，按照《立法法》，它充其量只能被称为基本法律。

因此一些并非宪法条文明文规定但在政治运作中发挥实际作用的政治规则被定义为不成文的宪法①。这样一种自我满足和自我封闭的研究方法与亟须袪魅的现代社会科学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格格不入。

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政治实体是不断变化的，因此制宪主体也是不断变化的。宪法的这种特性是作为一种特殊权威的宪法权威的基础属性，被拉兹称为宪法的自我合法化。(12)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7-8. (13)Joseph Raz,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apter5. (14)类似于霍布斯所谓的所有主权者的权利源于受其统治的人民的同意，但霍布斯的语境乃是基于人民主权赋予权威以民主形式的认同，拉兹更多站在道德立场上赋予权威以道德至善的含义。由于时代变迁流转，并非所有社会习俗都能长存不变，制宪者以法律承认的方式将一部分社会习俗和道德定义为宪法，并通过优先性命题让这种被承认的社会习俗和道德具有对整个国家共同体的规范力。因此拉兹在上述的道德证成之后提出了法律权威的特性，即优先性命题。

宪法的本质价值在于构建一个正义、德性的宪制国家，而制宪者的原意仅仅能表达某一历史阶段宪法文本所应有的含义。也就是说宪法权威并不仅仅是道德和观念上的权威，更是一种指向行动领域的实践权威。以事实与规范的区别为标准更能切中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之间的真实边界。

田雷：《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中外法学》2012年第5期。而既然议会民主不可能以真理的输出者自居，完全垄断对人民意志的代表关系就是不恰当的。因此，政治体公式必然也包括了政治体的生成与政治体死亡或再生两个环节。五、政治体的多元一统 从人民意志到政府治理，再到市民社会的发育，最后到每个公民的自由决断，都是一个分解的过程。

围绕着这一重主权与个体公民的联结关系究竟交给哪一个机构行使，虽然凯尔森与施米特的魏玛之争业已成为一段历史往事，这样一种实践纷争在我国还远未结束。这种互动具有两种功能：批判性和建构性。

随着技术的进步和自由观念的深入人心，个体在社会生活中充分发挥其创造力，社会构成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这自然没有问题，却未道尽内里乾坤[22] Garry C. Gray,The Ethics of Pharmaceutical Research Funding: A Social Organization Approach,Journal of Law, Medicine Ethics,632(2013). [23]参见[美]托马斯•戴伊：《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鞠方安、吴忧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还可以与中国的大学、研究所建立合作研究中心，截止到2005年底，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97家跨国公司与我国36所211工程重点高校共成立了202家联合研发机构。

由于这些事业单位的活动相对更难进入公众的视线，跨国公司也经常选择和这些部委直属事业单位展开合作，例如，2005年10月28日，美国强生在华公司与卫生部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共同签署了第三个战略合作伙伴计划，这是中国迄今为止由非官方资助设立的历时最长、且规模较大的医疗卫生合作项目，内容涉及公共卫生、疾病控制、人才培养和政策研究等领域。跨国公司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一致的目标。应禁止跨国公司代表与行政规制机构官员以非正式的方式讨论悬而未决的事情。[14]其三，行政规制机构能够搜集和掌控大量有关社会生活的信息，这构成了它们制定规则、作出决定的基础。

[25]跨国公司通过提供思想、观点、视角，提供假定、证据、词汇和表述方式，来影响行政规制政策的形成。它们以自己貌似超然、中立的地位，得出有利于跨国公司的研究成果和政策主张，以影响规制政策的形成。

跨国公司试图以这样的国际公民形象，让公司因声誉的提高而受益，它们还通过选择参与特定的公益事业，来吸引各界的关注，形成特定的舆论导向，从而影响规制议题的设定和规制政策的形成。其四，行政规制机构不仅要制定规则，还在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程序选择方面，具有相当的裁量权。

有的则对相关规制法律和政策向政府部门进行咨询，并表明公司的立场。因此应建构开放、反思、多元的政策形成程序，让不同主体在政策形成中享有相称的权重，防止跨国公司的声音占过重的比重，还应理性听取企业、协会、专家、消费者、媒体的观点和立场，特别应注重听取受到不利影响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使得政策内容更趋合理化。[9] 以中国美国商会的组成和运行为例，中国美国商会是由在华美国企业组成的非赢利性机构，总部设在北京，拥有近2700名企业及个人会员。[5] Annegret Flohr, Lothar Rieth, Sandra Schwindenhammer, Klaus Dieter Wolf, The Role of Business in Global Governance: Corporations as Norm-Entrepreneurs, Palgrave Macmillan,4(2010). [6]参见[美]理查德•雷恩：《政府与企业——比较视角下的美国政治经济体制》，何俊志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官员于2005年会见了瑞士药品研发企业协会（Interpharma）代表团、日本汉方生物制剂协会会长风间八左卫、美国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Med）主席史蒂芬•乌博。中国美国商会自1999年起，每年以对会员的调查为基础，发布题为《美国企业在中国》的白皮书，这是它每年发布的最为重要的年度政策性文件，该文件被广泛分发给中美政府官员作为参考。

利用传媒向公众和社会传递公司的情况，发表自己的见解。一、跨国公司参与行政规制政策的组织形态 绝大多数跨国公司努力就政府规制的法律和政策发表自己的见解，施加自己的影响。

[29]可资借鉴的是，美国总统于2011年1月18日颁布了题为《改进规制与规制审查》的行政命令。但也需看到跨国公司与我国政府部门关系间的隐忧。

结语 本文所探讨的是一个富有意义，但需要理论和实证素材支撑才能更为深入研究的领域。[3]参见唐士其：《全球化与地域性——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97—98页。

[12]枝梅、温晓春：《医药行业有能力提供救灾药品保障》，载2008年5月27日《中国医药报》第 A 版。跨国公司也注重通过影响专家，来间接影响规制政策的形成。必要性论证旨在说明拟出台的政策能有效解决问题或实现行政任务。作为追求跨国制药企业间共同利益组成的共同体，RDPAC 颁布《药品推广行为准则宣言》，来对跨国药业进行自律性规制。

[29]政府法制部门及编制部门应尽量扮演看门人的角色，通过外部监督改进政策质量。而随着行政任务的变迁，政府对经济、法律、社会、文化事务的日益关注，使得社会科学学者在公共政策形成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部分社会科学学者凭借其学识上的成就出任部委的司局级领导，直接参与政策形成。

专家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例如，爱立信公司连续三年对保护藏羚羊项目予以捐助，CA 公司发起微笑列车项目，对腭裂儿童予以治疗。

[7]目前中央部委的正副职领导人一般只会去会见跨国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总裁、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不会去会见跨国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但如果某个问题只是对某一公司产生了独特的影响，或者将该公司置于和其他公司对立的地位，那么，跨国公司要更倚重自己的公共事务部，来发出声音，表达自己的诉求。

有着较为相关、较为深厚的工作经验积累。第三，规范跨国公司和行政部门的联系。很多跨国公司愿意参加一般性的或行业性、专业性的协会，从而依靠团体的力量和专职人员的努力，来促进它们在政府事务中的利益。传媒不仅对公共问题加以报道，还会勾画出问题的性质和范围，提出自己认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提供说服、规劝政府官员和公众的重要工具。

为此，传媒要更多按照市场化的逻辑运作，为此可能和跨国公司发生更多的关联。社会科学学者成为了政策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

跨国公司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它们作为全球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应有权以其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利益为基础，参与政府规制政策的形成过程。[24]同时，跨国公司也希望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或产品介绍会，通过邀请媒体前往公司采访，定期向媒体发布有关信息等渠道，通过和媒体保持良好的关系，从而将经自己筛选的信息和观点，提供给媒体，使得媒体发表显性或隐形的文章，为形成为跨国公司所欲的规制政策而推波助澜。

跨国公司会去影响自然科学学者。[13]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年鉴2007》，化学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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